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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發堂收容精神病患事件:台灣慢性精神病患安置問題的縮影
有關華人的心理(精神)衛生問題，在華人社會裡大多數的心理(精神)症或社會心理問題很少求助於心理衛生專業人員。身體化現象是華人心理症普遍存在的臨床特徵。台灣精神醫學之父林宗義教授早期對於華人對重大精神疾患的求醫行為之研究發現華人對重大精神疾患的求醫行有下列歷程:1）完全家庭內的處理:因恥辱感與標籤化不敢為外人知道。
2）尋求家庭所信任的第三者協助:只允許親近信任的人知道。
3）尋求非精神醫療專業的協助:由於束手無策，加上宗教及因果論…等因素家屬開始尋求民俗療法或非精神醫療。
4）尋求正式精神醫療:過去精神醫療資源缺乏、權威式的醫療缺乏衛教與溝通的環境、落伍的醫療技術嚴重的藥物副作用…等因素，病人大多得不到好的醫療而一再復發。使得大部分家屬對當時的西方精神醫療感到失望。因此家屬就產生
5）“放生”的想法。事實上“放生”就是安置的一個代名詞。和歐美相比，台灣精神醫療的起步相當慢，再加上社會的恐懼與污名化，對精神醫學知識與制度的引進，也遠遜於其他醫學學科。
安置問題是精神病慢性化後一個重要問題。以文化而言，在台灣地區家屬是此一問題的關鍵。龍發堂收容精神病患事件是台灣慢性精神病患安置問題的縮影之一。將個案送至龍發堂收容就是一種“放生”安置的模式。過去有關龍發堂的研究中發現有幾個現象:
1）早期進入龍發堂個案的家屬對龍發堂的正面評價多於晚期進入者。
2）目前仍在龍發堂個案的家屬對龍發堂的正面評價多於已不在龍發堂個案的家屬。
3）大部分家屬對當時的西方精神醫療感到失望。
4）所有個案家屬均認為政府對於精神醫療措施無法應付慢性精神醫療的需要。
5）家屬將個案送到龍發堂的主要原因為無法掌握個案病情、對醫療的失望、家屬長期照顧的無力感與無助感及經濟困難。
這些現象反應出這些家屬安置這些個案的需求與困難。而且與他們為何將這些個案送往龍發堂有關。也與林宗義教授早期對於華人對重大精神疾患的求醫行為之研究發現一致。過去在尋求安置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則有幾個問題:
1).訊息的缺乏：一般民眾（即病患家屬的親朋好友）對於精神病患安置的訊息不足，而政府及醫療專業人員又未能適時提供這方面的訊息。
2).缺乏家屬所需的安置方式或所欠缺多樣化的安置方式：如慢性療養床的不足。
3).資格條件上設限過嚴或過於僵化。
過去以西方醫療為主軸的現代精神醫療，在於本土社會中的最大的適應問題在於未能針對本土病患及家屬的求助習性與需求安排適當的服務。也因此造就龍發堂過去將近五十年在台灣精神醫療史上『輝煌的成就』。也成為台灣精神醫療在1990年精神衛生法( 正式藉由法律宣告台灣精神醫療邁入人權醫療 ) 頒布以後，卻仍然任由問題叢生、缺乏人權照護的龍發堂繼續在台灣社會中存在近三十年，期間雖然公私相關部門、人士與學者陸續介入處理，但仍然爭議不斷，最後無疾而終。實為台灣現代精神醫療及號稱注重人權為民主自由國家的政府之污名。2017年底，龍發堂爆發肺結核、阿米巴痢疾…等流行病的群聚感染現象；隨後高雄市衛生局以公權力介入，其患者被陸續移出。2018年1月3日，龍發堂的管理者被衛生局暫停精神障礙者照護業務，而表示希望有關安置其患者[並展開行動。
對於安置慢性化重大精神疾患，不同階段有不同的需求。慢性精神病患的安置需要考慮以下幾個面向：1).兼顧病患與家屬的需求。2).考慮階段性的問題與需求(包括病情)。3).除了身體的安頓外，還要兼顧心理安心的感覺。目前龍發堂問題，在公私相關部門(行政與醫療)一起合作介入後，已暫時獲得解決。但在照顧這群慢性化重大精神疾患仍有相當多的問題，例如經費的問題、法令的問題、政府與家屬間衝突與歧見的問題….等有待解決。由於精神醫療愈趨進步、精神醫療照護體系愈趨完整。因此如何發展社區照護模式及整合長期照護資源，建立一台灣本土化之社區精神醫療照護模式，使得精神病患得到完整性、持續性及人性化的治療與照顧是一重要課題。